始终未去过安塞，但对安塞却不陌生，对安塞的印象依其认识的时序，应是绘画、剪纸、腰鼓。
七十年代中期，世界上回响过一段关注素朴主义艺术的插曲，北欧、南美、南斯拉夫，包括中国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乡土艺术家分别被引起注意，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现象，与后现代主义东寻西觅非主流话语的思潮或有关连，户县和安塞两地的农民画也凑巧在那时名声鹊起。由于刚从“红、光、亮”，“高、大、全”的氛围中逃离出来，农民画那沾满泥土的真实，意外地对当时的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形成近乎煽情的影响，我也是在那时认识了安塞的“农民画”，随后又认识了安塞的剪纸，安塞的腰鼓则是最后认识的。
而于安塞，则是先有剪纸，后有绘画，剪纸是绘画的母体，绘画则是剪纸的衍生物。剪纸在安塞又称铰花，铰与画都出自同一双手，至于腰鼓我相信一定与剪纸同样悠远。剪纸、绘画、腰鼓，一脉相承，形、色、声，成全了黄土高原上的一幕生机盎然的生命图景。
剪纸，中国民间所固有。旧时中国，阡陌相阻，风俗相隔，其剪纸也是因地而异，一地一式，纵观之，以秦、晋、豫、鲁、冀风气最盛，它们之间，泾渭易识，高下难断，然就秦地而言，安塞则无愧为代表，尤其千年以来，依然风光炯然，则更非晋、鲁、冀可以望其项背了。
剪纸，依安塞汉子们的说法是婆姨们的事，安塞的剪纸连系着一串婆姨的名字，她们是：王占兰、曹佃祥、白凤兰、高金爱、常振芳、潘常旺、张凤兰、胡凤莲、张芝兰、高如兰、白凤莲、李秀芳、马玉英、陈生兰、宋明芳、杜成花、李桂莲、康莲珠、王儒芳、樊小梅、杨桂芳、徐桂花、闫桂芳、高玉兰、佘泽玲、白凤英、王西安、郝桂珍、李福爱、侯雪昭、朱光莲、薛玉芹、廷喜芳、薛有兰、佘步英……原谅我抄录这么一长串名字，因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无数与铰花有关的故事，因而一个也不忍割舍。安塞，现有人口十五万，能铰花的婆姨还远不止以上这些人。
“铰花花就是铰世界”，是安塞婆姨们的口头禅。那是怎样的“世界”，光明、快乐、张扬着爱，对一切生灵的爱，对生命全过程的爱，如花似锦的爱。中国民间艺术从来只有一个情感指向，那就是乐天知命，集合自然中最美好的事物，谱写最通达的生命意象，与这一情景相适应，在中国民间艺术中你甚至找不到丝毫的苦涩与凄楚，中国民间艺术留给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这一印象，与中国文人在诗词曲剧中泛化了的沉雄委婉，呈阴阳互补之势。
如以安塞的剪纸与安塞的绘画相比，我还是更加钟爱其剪纸，虽然其绘画有更多的色彩，把一色的快乐变成五彩缤纷，但究竟剪纸更加纯粹，更加本色，因而更加贴近生命的质的真实。
民间艺术是一个并不十分容易界定的概念，一般指土生土长，世代相袭的艺术，即未经所谓正统教育训化的艺术。于是有了问题，有预言说，未来社会每个人都该接受教育，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接受教育，为了适应知识更新的速度，教育还将成为终身性的，人类将消灭教育的盲区，民间艺术遂从此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空间；不仅如此，未来还将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社会的价值趋同倾向不可避免地会伤害甚至湮没民间艺术的精神与语言特质，民间艺术会面临仅仅是一个历史概念的境地。这一天离我们已似乎不远了，设想一下，百年以后，安塞的婆姨们还会盘膝在炕沿上“铰世界”吗？
1990年，安塞的腰鼓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扬威天下，而安塞的剪纸与绘画虽也有些名声，但熟悉的人显然少了许多，至于其间的“灰汉”（安塞土语，意为痴癫）和“名堂”，熟悉的人就更少了。如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安塞民间美术丛书》，精选安塞的剪纸与绘画于一册，装帧精美，红、黑、黄，三色辉映，热闹得如同安塞的腰鼓，其间弥足珍贵的是精录了安塞的婆姨们铰与画的真实经历，使一段历史或因此垂之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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